厘清行為本質 做到寬嚴相濟

時間:2019-07-02 15:33:00作者:李欣新聞來源:《人民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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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清行為本質 做到寬嚴相濟

  ——重慶市江北區檢察院辦理51人大型薦股電信網絡詐騙案紀實

  │李 欣*

  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活動層出不窮,日益猖獗,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有些甚至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因此,該類犯罪成為司法機關重點打擊的對象。2019年1月28日,重慶市江北區檢察院依法對雷某某等51人大型薦股電信詐騙案提起公訴。經查,2017年1月,雷某某、唐某某、謝某某、黃某某四人共謀以推薦股票、誘使他人入會收取會員費等手段進行詐騙。經統計,該犯罪團伙以上述方式共騙取全國各地400多名被害人,詐騙金額共計523萬余元。在該案審查起訴工作中,承辦檢察官以“工匠精神”把辦案當成“藝術品”一樣精雕細琢,把公平正義當成“藝術追求”的至高境界,努力實現辦案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力求使案件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一、化繁為簡,提綱挈領,厘清事實

  案件審查起訴過程中,承辦檢察官發現該案存在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涉案人數眾多,關系復雜。全案共有51名犯罪嫌疑人,涉及多家公司,既有上下級關系,也有掛靠關系。二是涉案證據種類龐雜繁多。不僅有常規的銀行卡流水清單等書證,還包括部分犯罪嫌疑人記賬本、五十余部涉案手機和電腦硬盤等物證、騰訊公司提供的財付通數據、微信聊天記錄等電子數據。三是案卷材料數量多。全案共計近100本案卷,近2000頁。四是被害人人數多、分布廣。據不完全統計,該案被害人多達400余人,且來自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五是犯罪手段隱蔽,被害人防不勝防。各犯罪嫌疑人均使用化名,通過微信長期向被害人推薦“盤后票”,并輔之以一整套專業的股票“話術”,使被害人一步一步掉進圈套,最終被騙。六是部分犯罪嫌疑人系剛畢業的大學生,社會經驗不足。雷某某等股東利用大學畢業生初入社會、急于找工作的心理,以該群體為重點招錄對象。不少大學生由于法律意識淡薄,缺乏對所從事行為的認知,存在僥幸心理;有的經不住薪酬豐厚等誘惑,在了解詐騙真相后,仍繼續參與犯罪活動,該案中有20余名犯罪嫌疑人屬于這一群體。

  面對人數眾多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卷帙浩繁的案卷、紛繁復雜的案件事實,只有化繁為簡、提綱挈領,才能牽住案件主線這個“牛鼻子”,厘清案件事實。為此,承辦檢察官開展了以下幾項工作:一是在初步審查證據后,根據涉案公司相對比較獨立、犯罪活動交叉較少的特點,將該案拆分為三件案件,并由兩名員額檢察官組成聯合辦案組,分工負責,有所側重,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二是繪制涉案公司的組織關系架構圖,以“畫像”的方式形象展示每一名犯罪嫌疑人在組織關系“系譜”中的定位,明確其在整個犯罪集團中的地位以及與其他犯罪嫌疑人的關系。三是制作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對應關系表,根據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財付通數據、記賬本等證據進行篩查比對,確定各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的對應關系,為認定各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額打下堅實基礎。

  經過長期細致的工作,承辦檢察官最終厘清了案件事實:2017年1月,雷某某、唐某某、謝某某、黃某某四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共謀以推薦股票、誘使他人入會收取會員費等手段進行詐騙犯罪活動。四人共同出資設立重慶市某商務信息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咨詢公司”),后又以重慶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科技公司”)為名在重慶市渝中區多地租賃房屋作為實施犯罪的“招牌”和“基地”,先后招募馮某某、陳某某等47人作為公司業務組長和業務員實施詐騙活動。具體由科技公司提供業務指導、辦公場地和客戶資源等,掛靠科技公司進行詐騙活動,并按比例向組織者雷某某等四人上繳提成。

  雷某某等四人安排馮某某等五人為組長負責作案小組活動、管理小組業務員,謝某某以“唐某某”“黃某某”名義,購買了作案收款用的三套銀行卡供犯罪團伙使用。同時,雷某某等四人還為每個業務員提供多個工作微信號(均化名為“謝文倩”“韓雯雪”),業務員用工作微信號將唐某某從互聯網上非法購買的公民手機號碼(主要是股民手機號碼)有針對性地添加好友,定期向被害人發送“盤后票”信息,并謊稱所在公司“系私募機構、有內幕消息、具備雄厚資金實力可以拉升股票價值”,發送虛假的“盤后票”視頻、營業執照等,部分要求電話聯系的被害人則由張某某配合業務員以“謝文倩”或“韓雯雪”的名義進行電話交流,從而騙取被害人繳納8800元、9800元不等的會員費。為提高成員積極性,該公司規定“組長底薪2800-3000元,業務員底薪2200-2400元,然后根據業績提成,業務員3萬元以下提5%,3萬元以上提7%;組長提小組業績的5%”,剩余款項除去開支后由雷某某等四人按占股比例分配。截至2018年5月3日,上述行為人騙取全國各地400多名被害人錢款共計523萬余元。

  二、引導偵查,補強證據,精準定性

  以審判為中心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要義是以證據為核心,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因此,證據收集是否充分、收集程序是否合法,直接影響案件質量,甚至影響罪與非罪的定性。承辦檢察官在審查起訴時充分發揮公訴引導偵查職能,積極聽取犯罪嫌疑人和辯護人的辯解意見。以犯罪構成要件為遵循,以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為標準,構建完備的證據體系,做到精準指控犯罪。

  一是引導偵查機關及時收集固定電子數據。該案中,被告人實施犯罪的主要載體是微信:一方面,從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的聯系來看,犯罪嫌疑人先是通過微信添加被害人為好友,然后通過微信持續向被害人發送“盤后票”信息,謊稱所在公司系私募機構,有實力拉升股票價值,取得被害人信任后,大多數被害人均通過微信轉賬,轉賬后則由唐某某冒充專業股票分析師向被害人推薦所謂的“優質股”。另一方面,從犯罪嫌疑人之間的犯罪聯絡來看,涉案公司均建有公司微信群,公司股東和業務組長還建有管理層微信群,“盤后票”信息、“盤后票”視頻等均是管理層通過微信群進行發送。因此,微信聊天記錄等電子數據的依法提取對該案的指控至關重要,而且承辦檢察官初步審查電子數據時發現部分電子數據不完整,經與偵查人員溝通后了解到系部分行為人具備一定反偵查能力,在案發前將一些關鍵的微信聊天記錄刪除,承辦檢察官隨即引導偵查人員對涉案手機進行數據還原,對還原的電子數據進行固定,保證電子數據的完整性。

  二是惡補股票基本知識,直擊薦股行為本質,對行為精準定性。該案作為薦股型詐騙案,涉及諸多股票知識,比如“盤后票”、內幕消息、K線圖等,如果缺少這些背景知識儲備,既不能完全理解行為人的作案手法,也無法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占據主動地位,更不能看清薦股行為本質。因此,承辦檢察官在辦理該案時通過查找材料、咨詢專家等方式系統學習股票知識,并要求公安機關補充收集國務院批準的《證券、期貨投資咨詢管理暫行辦法》等證據作為指控依據,認定該案的薦股行為不屬于常規意義上股票推薦咨詢服務,而是以薦股為名實施詐騙。

  此外,唐某某的辯護人提出該案應當認定為非法經營罪,而非詐騙罪,有了上述背景知識的儲備,不難看出,該案應當認定為詐騙罪:從客觀行為來看,該案犯罪嫌疑人在雷某某等四人組織領導下,使用虛假姓名、發送虛假的“盤后票”信息、偽造“盤后票”視頻,謊稱公司為私募機構、有內幕消息和資金拉升股票價值,并向被害人發送北京中富金石公司等機構的營業執照,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后交付錢款,被告人則對騙取的錢款予以私分。雖然犯罪嫌疑人確實向被害人推薦了股票,但其推薦的股票并非基于向被害人承諾的通過內幕消息及專業團隊分析得出,而是為了騙取被害人信任從互聯網上隨機查找,顯然與從事股票咨詢業務無關,不存在經營行為,推薦股票只是實施詐騙的一個“幌子”。從主觀上來看,各犯罪嫌疑人共同實施薦股行為的目的就是為了騙取被害人繳納“會員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故意,而不是為了經營股票咨詢業務。因此,犯罪嫌疑人的行為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應認定為詐騙罪。

  三、寬嚴相濟,精心準備,積極溝通

  在辦理該案過程中,承辦檢察官嚴格遵循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做到打擊與保護并重。

  一是在主從犯認定方面綜合考慮各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和參與程度等,認定犯罪嫌疑人雷某某、唐某某、謝某某、黃某某在該犯罪集團中起組織、策劃、領導作用,系犯罪集團首要分子,應認定為主犯。犯罪嫌疑人吳某某雖然系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犯罪嫌疑人郭某某、馮某某雖然系咨詢公司實際控制人,還招募業務員掛靠科技公司實施詐騙,但上述三人并未參與組織、領導該犯罪集團,也不從科技公司抽取提成,還需將其名下業務員業績按比例作為提成交予雷某某等四人,其與各小組組長和業務員在犯罪集團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應認定為從犯。犯罪嫌疑人張某某雖然要協助各小組組長及業務員與被害人電話聯系,但其僅僅是起到輔助作用,而且其不從科技公司領工資和提成,只領取3000余元好處費,亦應認定為從犯。

  二是對犯罪情節輕微、社會危害不大的犯罪嫌疑人作微罪不起訴處理。被不起訴人王某某于2018年4月4日通過招聘進入科技公司工作,至2018年5月3日被民警抓獲,其間實施詐騙1次,并且未領到工資和提成。承辦檢察官認為,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且參與詐騙時間較短、參與程度較低、參與金額較小,犯罪情節輕微,并能認罪悔罪。根據我國刑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對其作微罪不起訴處理。

  三是開庭前精心準備、積極與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溝通,確保庭審效果。因該案犯罪嫌疑人眾多,辯護律師隊伍龐大,承辦檢察官認真準備了出庭預案,并在開庭前由法官召開的庭前會議上再次與犯罪嫌疑人和辯護人交換意見,圍繞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刑法理論關于兩罪的區分、實踐中處理的相似案例等進行全方位說理,經多次溝通使唐某某及其辯護人認可起訴書對該案的詐騙罪定性,同意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提高了庭審效率。

  四、該案的啟示

  電信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帶來極大便利,但由于其存在非接觸性、跨區域性等特點,往往受到詐騙犯罪分子青睞,滋生了薦股詐騙、冒充QQ好友詐騙、網絡購物詐騙等多種電信網絡詐騙手段,技術與詐騙的結合使得該類犯罪呈現隱蔽性強、專業性強、危害性大的特征,具體到該案來看:

  第一,該案隱蔽性強。被告人唐某某從互聯網上非法購買股民手機號碼,然后交給組長和業務員通過工作微信號使用化名添加好友,定期向被害人發送“盤后票”信息等,隱藏、包裝公司和個人身份,被害人又分布于全國各地,無法核對其真偽。此外,涉案公司均系依法成立,進行了工商登記注冊,該案中一些業務員尤其是20余名大學畢業生被招募進公司時可能未認識到公司從事的是犯罪活動。第二,該案專業性強。組長和業務員被招募進公司后要參加多次股票相關知識和“話術”培訓,并印發“話術”資料,確保被告人與被害人交流時使用的都是專業術語,加深被害人的錯誤認識。第三,該案危害性大。該案被害人多達400余人,且來自全國3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詐騙金額則高達523萬余元,危害后果嚴重。

  針對該案呈現的特征和暴露的問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犯罪預防:一是加大對股民信息的保護力度。該案400多名被害人的信息均是由被告人唐某某通過互聯網非法購買獲取,掌握股民個人信息的單位和個人,特別是相關的證券公司、金融機構等應采取有效措施保護客戶個人信息,堵塞制度漏洞,防止股民個人信息資料外泄;同時,公安機關應加大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打擊力度,保證股民個人信息安全。二是加大對詐騙電話、即時通訊軟件的監管力度。電信主管部門應加強對違法短信、電話及軟件的監管,責令相關企業對薦股類或其他違法內容進行過濾篩查,及時通過屏蔽等技術切斷違法短信、電話、軟件傳播途徑,堵塞股票信息詐騙犯罪渠道。三是加強高校畢業生就業培訓。高校就業指導機構應通過“以案說法”“以案警示”“法治宣傳”等方式,加強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培訓,促使其提高法律意識,避免部分學生因急于就業或心存僥幸而被犯罪分子利用走上犯罪道路。四是多措并舉加強法治宣傳。通過電視、廣播、網絡、報刊,特別是“兩微一端”等媒介,廣泛宣傳該類犯罪的犯罪手段、預防措施,提高群眾的安全防范意識,增強自我保護意識。

  *作者單位: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檢察院。

  (摘自《人民檢察》2019年第8期)

[責任編輯:馬志為] 下一篇文章:推動新時代未檢工作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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